在操作上，基本权利是相对的，仅限于针对国家机构的侵犯，而不及于私人之间的关系。

后者规定了事实婚姻关系和非法同居关系的认定原则，并对事实婚姻关系的离婚和非法同居关系解除时财产、子女的处理作了不同的规定，具有进一步扩展《婚姻法》有关规定的立法意义。司法解释对私法制度的完善，不仅在于立法的缺位，需要司法解释予以补充。

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这一规定显然与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有关，后者列举的14种可认定感情破裂的情形，[17]其中就包括了上述情形。在当代中国私法进程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上述两个层面均起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17]这14种情形是：1．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或一方有生理缺陷及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的。

二是政治生活层面，基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主要依靠政治运动而非法律来管理社会，未能建立法治社会。在修改拟订过程中，法工委到福建、广东、北京、陕西、甘肃等地进行了调查，收集有关继承的案例，总结实践经验，特别是近几年法院审理继承案件的实践经验。盖此等行为属于人们在交际上在所难免，为之者原无负担责任的意思，受之者本有决定行动的自由。

[16]因为作为根本法的宪法仅为民法等部门法的立法基础和原则规定，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仅是一种原则宣示，不得被直接引用来裁判具体民事案件，即唯有民法将宪法规定的原则宣示转化为具体的民事权利加以确认之后，权利方可产生并获得切实保护。二是主要关系到个人的自由。[19]但是，由于一般人格权没有确定的界限，而是属于框架性权利，在司法上产生了违法性判断的难题。[57]同前注[1]，张新宝书，第202页。

[34]同前注[18]，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142页。狭义说认为，人身自由权仅仅是指自然人身体行动的自由。

笔者认为，为保护民事主体实施民事活动的意志自主决定的自由免遭他人干涉或非法限制，应将精神活动自由纳入人身自由权的范围。[20]参见[德]霍尔斯特·埃曼：《德国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权制度》，邵建东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3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页。[9]但不同观点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实际上已经将《宪法》第37条和第38条的规定解释为是有关人身自由权和人格尊严权的规定，此即通过司法解释确认了一般人格权。（二）对精神活动自由的侵害及救济如前所述，作为具体人格权的自由权，其所包涵的精神活动自由，本质上是进行意思表示或其他民事活动的意思决定自由。

其次，意思表示自由是从意思表示的角度对民事主体所享有自由的概括，属于精神活动自由的重要形式。因此，将这些自由权与已经得到承认的诸项人格权相提并论是没有疑虑的。最广义说认为，人身自由权不仅包括自然人身体行动的自由，还包括精神活动的自由。但是，单纯权利行使的自由、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投票自由以及已具有独立人格权地位的婚姻自主权、性自主权等不属于其范围。

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1954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以读者来信案为契机，依据德国《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的规定，建立了一般人格权的概念。

[10]在规范解释上，可以使基本权利中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等通过一般人格权形式获得侵权法上的保护。[58]同前注[36]，王泽鉴书，第118页。

[31]当个人摆脱某些限制而做（或不做）某事，并同时受到保护而免受其他人的侵犯时，我们就可以说他们是自由地做或不做某事的。[4]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170页。[52]此外，自然人因为过失向警察作了错误的陈述而导致他人被捕，或者法院鉴定人在判断证明材料时发生误解以至于他人无辜被判刑，均可以构成对他人自由权的侵害。但是，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加害人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受害人人身自由权的民事救济需通过刑事附带民事的方式来实现。在这些生活法益遭受侵害的情况下，可以产生侵权损害赔偿之债。[2]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41]从侵权法的角度而言，过分扩大自由的概念基于所谓信教自由、投票自由、言论自由等，使侵害他人的自由成为一个概括条款，其保护范畴难以认定。在这一立法模式之下，法律制度则始终只涉及特别的人格利益，而不采用一般人格权这一概念。

该法典还在人格权法中规定了思想自由、行动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婚姻自由等。在德国民法上，通说认为《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的自由权仅指身体活动的自由。

[47]1999年制定的《澳门民法典》第72条明文规定了自由权，其内容不仅包括身体自由的保护，也包括精神自由的保护。[30]从以上观点来看，对于身体行动的自由属于人身自由权并无疑问。

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冉克平，单位为华中科技大学。[51]同前注[1]，张新宝书，第433～434页。[46]在我国台湾地区，虽然理论上存在争议，但是实务界认为意思决定自由属于自由权的范围。

[33]参见[美]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页。[28]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规定了作为具体人格权的自由权，其不仅包括身体自由，还包括精神活动的自由，具体包括意思决定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创造自由权以及贞操权（性自主权）等。

[35]参见郭卫华：《论性自主权的界定及其私法保护》，《法商研究》2005年第1期。当然，自然人的身体行动自由是有限度的，其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而且不得妨碍他人的合法权益。

虽然这一传统理论近年来受到了质疑，但基本权利直接适用于私人之间关系的直接效力说并未成为通说。侵害精神活动自由的行为，以故意为归责原则而不包括过失。

对于仍在持续的侵权行为，受害人可以要求加害人停止侵权，排除对其身体自由的非法限制。[14]实际上，从法解释学的角度看，对于自然人之间的人身自由侵害案件所形成的法律漏洞，完全不需要依据《宪法》创制司法解释来填补，只需要合理的论证，类推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即可，可惜最高人民法院更愿意作出司法解释，而较少通过对个案进行裁判的形式解释和发展法律。但是，对于行为人因过失行为，例如劝告、通知、介绍而致使他人遭受损害时，原则上不应使其承担侵害精神活动自由的侵权责任。具体而言，加害人故意侵害他人精神活动自由的，无疑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如丹麦、芬兰、挪威、瑞典、俄罗斯、巴西等国即采此例。自然人的人身自由权包括身体行动自由与精神活动自由，前者是自然人根据自己的愿望自由支配其外在身体运动的权利。

自然人虽然享有身体行动的自由，但是在法定或约定情况下应当受到一定事由的限制，这种事由即侵害身体行动自由的抗辩事由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一是履行法定职责或者行使法定权力。此外，性自主权或者贞操权作为以保障自然人对其性的自由支配为主要内容的权利，虽然我国《民法通则》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都没有明文规定，但理论上认为性自主权应该具有独立的地位，成为具体的人格权类型。

身体自由权所包含的是自然人自由支配自己外在身体运动的权利。例如，自然人可以自由选择一项职业，或者是自由选择实际居住地等。